【仲量联行首席睿见】合理适度、保持势头、增强信心：2024年GDP增速设定为“5%左右”

上海，2024年3月5日——在设定2024年增速目标时，固然要防止过高目标隐藏的“超速”、“过热”风险，更要避免过低目标带来的“失速”危机。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基数，客观上决定了其经济增长必然逐步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但是，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需要设定GDP增速来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城镇调查失业率、居民消费价格等其他预期目标提供科学的锚定、协同的抓手，需要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来统筹推进扩大就业、改善民生、防范化解风险等工作需要，也需要引导各方面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长期保持合理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2023年经济的较快增长受益于2022年较低的基数和疫情后消费的大幅反弹，这些因素在2024年都将更趋于向常态化回归。因此，设定2024年增速目标时，应符合经济运行走势、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从可能性上说，近期各省、市、自治区“两会”公布的2024年GDP目标显示，各省预期增速目标基本在5%-6%的区间，加权平均的GDP目标在5%以上，而各经济大省的GDP目标大多预设为5%左右。 将全国GDP目标设定为“5%左右”，可以鼓励和推动经济大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将目标任务分解好执行好完成好，又可以促进各地努力实现5%或5%以上的务实可行的经济增速。

从必要性上说，要完成“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目标的客观要求，要实现2035年GDP总量较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未来15年内的复合增速必须至少达到4.7%，考虑到过去几年实现的经济增速、相对快于发达经济体增速和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的要求，未来12年内中国GDP的复合增速必须达到4.6%以上。如果设定“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就能做到合理适度、保持势头、注重质量、稳定预期、增强信心，且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也能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质量。

2024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人，同比再增21万人，又创历史新高，并使城镇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突破2000万人、使新增城镇就业继续保持在1200万人左右的规模。考虑到近年来中国经济每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约能创造新增就业200万至250万人，今年的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的目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的目标，也要求GDP保持“5%左右”的增速。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财政赤字率拟按3%安排，对应赤字规模在4.06万亿元，比2023年初预算增加1800亿元，反映出2024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聚焦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统筹稳增长和防风险，平衡中央财政适度加杠杆、提升资金效益、加强政策效果之间的关系，赤字率保持稳定，赤字将继续主要由中央财政承担，同时加大中央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规模与力度，助力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并通过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和保持适度的支出规模、优化的支出结构来扩投资、促消费。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增规模有所抬升，超长期国债可以保障持续、稳定的财政支出力度，PSL、专项建设基金、PPP等准财政政策工具也有望配合发力。

试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不计入赤字，可以在中央财政适度加杠杆的趋势下，基于市场和经济情况运行择机发行，保证具有特殊目的及用途的项目申报、审批、发行、使用的灵活性，聚焦平稳发行节奏、持续投资周期和长期综合回报率，熨平地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债务压力的不平衡性，并有可能逐步替代地方专项债发行，更好地支持国家长期、重大战略规划和重点领域建设、大型基建项目落地。

预计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强力度、提升效能，成为担纲稳投资、稳消费、稳增长、防风险、优结构、促发展的主力和主角。 应继续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在支出、减税降费、专项债券等诸多方面加力提效，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保持必要支出强度，优化支出结构，加强项目储备和投后管理，促使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专项债券共同发力，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此外，还可以通过特殊再融资债券、展期降息、强化定期监审评估等方式推动一揽子化债方案落地，结合围绕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科技创新、创业就业等重点群体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和一揽子税费支持政策，以发挥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统筹好保障民生、扩大政府投资、支持经营主体纾困、防范化解风险等各项工作，增强发展动力、提振市场信心，使财政政策在推动经济继续恢复向好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预计货币政策将延续稳健态势、保持有力适度的货币条件、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优化调整信贷投向和信贷结构、合理配置信贷资源。

2024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望更加精准有力、稳慎有效、灵活有度，更加注重盘活资金存量、聚焦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信贷效能，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更加注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度和提升货币政策质效、更加注重与财政政策加强协同、做好配合。 货币数量、社会融资总量和信贷投放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还有适度宽松、合理增长的空间，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还有稳中趋降的空间，结构性、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开发工具还有加力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价格型政策工具还有不对称调整的空间。

货币政策将保持定向发力、精准发力、持续发力，把握好新增信贷的均衡投放节奏，发挥已投放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资金作用。与此同时，伴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加力提效、广义财政适度扩张、准财政工具接续发力、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加快，货币政策也将提供更有针对性、稳定性的支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强调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的表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后，此次继续明确提及。事实上，“名义经济增速”正是“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的结合体，但单独提出要考量“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说明要准确把握货币信贷供需规律和新特点，全面考虑发展基本面、宏观经济增长提质换挡、  供需形势、价格水平、市场预期，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合理、节奏平稳、效率提升。

做好“五篇大文章”，本质上都是在可能产生市场失灵、金融排斥、资金约束、服务割裂的具有“抵押物崇拜”的传统金融模式之外，通过包容性、普惠性、负责任的金融来提升重点领域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和获得感，通过助力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来让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更好地分享增长成果。近年来，我国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和服务强度呈现增量、扩面、提质、优化结构的可喜态势，有效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但从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一要求来看，金融支持的覆盖触达、产品供给、服务支持等方面的力度、精度、准度、效度来说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可以引导各级各类市场化经营性金融机构挖掘业务差异性和竞争力、发挥行业和区域独特性优势、突出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完善薄弱环节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的获得感，以加快构建广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体系，持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支持力度、精准全力有效满足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在加强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方面，应继续稳步提升民营企业信贷增速、提升民营企业贷款占比、提升对民营经济的综合金融服务水平，以直接、公平、普惠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为企业降低成本端压力和现金流压力，促进企业在其他必要的方面增加投入、拓展投资、加强动能，落实好普惠金融、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等差异化政策，配套做好风险判断、信贷管理、征信记录、尽职免责、产品创新、续贷办理等方面工作。在考核国有控股和参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绩效时，应通过给予合理调整和评价，充分考虑和鼓励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各类支持性信贷政策、差异化信贷政策的实行。

促进消费稳定增长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必须坚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提振大宗消费，推动服务消费，把提振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促进新型商业模式转型等协同联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促进消费投资，完善分配格局，提升供给质量，提高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从根本出发增加居民收入、从渠道着手改善消费环境、从具体行业来促进服务消费。下一阶段消费复苏的核心驱动因素将转为就业、预期、信心和风险偏好修复支持下的消费能力的提高。在就业、收入、预期、消费的改善链条有效建立后，由于其乘数效应高、外溢影响大、延续性强，有助于扩内需、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创新消费触点、营造消费场景、丰富消费内容、扩容消费群体、适配消费需求，是刺激消费的五大方向，相辅相成、因势利导、密不可分。

增加优质供给，关键在针对市场需求、新兴需求、升级需求、人民群众重点需求，提高产品、工程、服务、消费等方面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以此作为抓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释放经济长期发展潜力。可以鼓励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体系优化、升级、改造，可以支持科技创新和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变革、提质、增效，可以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业态丰富、标准设立、品牌建设、布局多样化、消费承载力增强，推进医疗、健康、养老、育幼、文化、体育、休闲、旅游、电子商务等服务业态融合创新，以“服务+制造” 实现服务需求和产品创新相互促进，更好地满足市场、产业和群众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

预计随着消费场景复苏、消费意愿提升、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倾向稳固，将带来消费需求较为强劲的释放，但同时仍需各项政策支持与呵护，以助力消费恢复、提振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支持稳消费、促消费、扩消费、拓消费，结合稳市场主体、稳就业、保障兜牢民生底线、创新消费场景，让消费者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爱消费。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应重视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和民间投资在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发展实体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应以提升企业和市场主体预期、信心、意愿和能动性为抓手，以重点项目、扩大投资、技术改造、绿色转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优质独角兽企业等为承接，推动相关主体抓住时间窗口尽快增加投资和长期投入、提高生产研发效率、提升产品服务质量和竞争力、拓宽海内外市场，促进资本和资金更精准、畅达地为实体经济保驾护航，以量的合理增长支撑实体经济企稳向好、加快恢复，以质的平衡优化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以效的改善提升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对于重大投资项目，结合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等工作，做到要素保障全面、项目审批迅速、协调服务扎实，落实政策承接机制和落地措施，依法合规加快推进项目前置要素条件工作，推动新建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保质保量保时序性地完成预定目标。 应当从要素保障性、工程可行性、运营有效性、财务合理性、影响可持续性、风险可控性等维度把握项目建设质量，注重切实提升投资决策科学化水平和投资项目前期工作质量，注重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和进度、质量、安全的精准有效控制，注重防控项目决策、建设、运营风险，推动投资项目转化为有效投资、重大项目转化为重点投资。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2024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均有望筑底企稳，但房地产开发投资相对来说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将较多。地产调控政策的制度化、体系化、连续性、稳定性、可预期性有望进一步提升，从源头处理好人、房、地、钱的关系，来实现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房地产发展方向。

在需求端，预计中央和地方政府将继续发力优化调整政策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更好地满足居民合理的购房需求。各地特别是一线和部分强二线城市，原有的限购、限售、限贷和限价等限制性措施有望逐步放松，可能的方向包括：分区、定向甚至全面松绑限购政策，调整限价政策，调整交易税费征免年限等财税政策，继续下调首付比例和房贷利率加点，等等。

在供给端，预计将继续一视同仁地满足不同所有制优质房企合理融资需求，对专注主业、守法合规、资质良好、经营稳健、具备发展潜力和一定系统重要性的优质房企予以支持，使其改善流动性状况、增加资金融通渠道、扩大资金使用范围、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将“资产激活”与“负债接续”“权益补充”“预期提升”更好地衔接在一起，协助有市场、有前景、有竞争力、有暂时困难的优质房企提升增强信用、防范化解项目风险信用风险以及外溢风险、降低融资成本，更好地带动房地产行业的现金流状况、投资活动、并购重组回到正常发展轨道，更好地平稳、有序加快房地产企业风险市场化出清，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预计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等三大重点工程建设将和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优化调整结合在一起，成为推动优化房地产行业结构、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新起点、新抓手、新动能。 通过推进“三大工程”建设，加大供需两端政策支持力度，有助于健全房地产市场各项长效体制机制建设，消除多年来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发展模式的弊端，推动房地产行业良性循环，助力房地产行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在改善和提升住房条件过程中，城镇居民的住房需求将从扩大居住面积转变为拓展空间功能、提升住房舒适度、提高居住品质与生活质量，考虑因素将进一步覆盖到居住区位、生活配套、教育资源、市政设施、公共空间、社区服务、小区环境、物业管理等诸多方面，购房模式将呈现出通过一次或多次的“先卖再买”的连环交易以及“以购换租”、“以小换大”、“以旧换新”、“以差换好”、“以远换近”的梯次性、有序性、渐进性。

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主要潜力空间，在非户籍常住人口以及符合条件的新市民和青年人等群体身上。在增加普惠便捷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市政公用设施、完善城市住房体系、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改造、增强创新创业能力等城市工作方面的具体努力，将为人户分离人口和非户籍常住人口、符合条件的新市民和青年人等群体、居住在老旧小区和城中村等待改造地段的人群、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置业群体进一步放松购房资格和带来新增购房需求。

与此同时，不同居住人群也各自存在特定的、特有的、特殊的改善性需求。例如，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5%的老年人独居或仅与老伴同住，有54%的老人在楼龄大于20年的房屋里居住。在老龄化趋势下，高龄人群及其家人无疑将更为重视住房的出行、医疗、康养等方面的相关适老配套设施状况。

又如，《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显示，全国36个主要城市中有超过1000万人平均每日单程通程时长超过60分钟，个人身心健康可能受到超长时间的“极端通勤”的严重损害，城市运营也面临着交通拥堵、土地利用、空气污染、能源损耗等方面的挑战。职住分离人群在交通通勤和实现职住平衡方面均具有较大需求，这一部分的改善性购房需求也不容忽视。

长远来看，货币信贷和其他金融政策应与土地、财税、住房、城规、产业、社会等方面政策紧密配合，深入研判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和城镇化格局等重大趋势性、结构性变化，构建多层次、多主体、多渠道的房地产融资体系，加快探索和发展房地产新的发展模式，做到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服务构建租购并举住房制度与壮大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根据实际情况，持续优化因城施策，加大供需两端政策支持力度，健全房地产市场各项长效体制机制建设，消除多年来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发展模式的弊端，推动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助力房地产行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成功转型、持续健康发展，实现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宏观经济健康增长，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房地产政策的适时调整、升级优化、因城施策、精准施策，也为合规经营、市场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区位优势强的商业地产和产业地产标的提供了定心丸、稳定器、动力源，有利于商业地产和产业地产的风险防范化解、安心规划发展和良性循环、升级转型。

展望2024年，在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制约下，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增长动能趋弱、国际贸易下滑、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概率仍不低。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继续保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潜力和宏观政策的空间仍然充足。从经济运行回升势头的巩固和政策效能的提升来看，各项稳经济政策精准发力、充足发力、靠前发力、协同发力，中国经济复苏的节奏有望进一步提速，经济运行有望更快实现更好结果，5%左右的增速目标大概率将成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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